紫禁城的整體立意，極為注重“非壯麗無以重威”，竭力表現和強化其環境氛圍的九鼎之尊，但這種藝術追求，卻仍然具有鮮明的現實理性精神。構成規模恢宏、氣勢磅礴的紫禁城建筑組群的各個單位建筑，其外部空間構成的基本尺度，實際上也莫不遵循了“百尺為形”的原則，即以23~35米為率來控制單位建筑的平面及豎向尺度，而未以尺度超人的夸張來求取藝術上的成功。
紫禁城的規劃設計受風水理論制約或指導，是有文獻可考的史實，學術界也多有認可;對紫禁城建筑布局的種種風水意象，在明初，尤其是在紫禁城經營之際，風水形勢宗大行于世，并倚重永樂皇帝的青睬而勢盛。在這樣的背景下，有關風水形勢理論被貫徹或影響于紫禁城外部空間設計實踐，當然是情理中事。而在事實上，觀照和分析紫禁城大規模建筑群的外部空間構成，也不難獲得大量有力證據，足可充分說明這一點。
以高度而論，紫禁城最高的單位建筑是午門。這一紫禁城的正門，最重要的功能，是征伐凱旋獻俘之際，皇帝親御其門樓，有明確且強烈的鎮壓威懾作用。雖其如此，自城下地平直到脊高，也只有37?95米。午門迤北的太和門全高，則只有23?8米。至于九五之尊的太和殿，連同三層碩大的臺基，全高也才35?05米。除此之外，紫禁城其余所有單位建筑均在35米限下。
以進深而論，太和殿最大，進深33?33米，其余各單位建筑皆在此限下。
又以各單位建筑面闊而論，除中央路軸線上的主體建筑如午門、太和門、太和殿以至神武門，還有橫軸線上的東華門、西華門、體仁閣、弘義閣等外，悉以百尺度控制其通面闊。而這些“居中為尊”，處在主軸線上，實際也是對稱軸上的主體建筑，以其對稱性而言，通面闊則都是按軸線兩側各控在百尺之內而確定的。如午門正樓通面闊為2×30米，太和殿為2×30米，體仁閣、弘義閣皆為2×23米，等等。
以近觀視距而論，如東、西六宮的絕大多數內庭院，通面闊，通進深就都在35米限內。而最為顯赫的三大殿，自其三臺迤南而至北端，自東而西，進深和面闊逐段劃分，也均在此限。其中三臺南丹陛通深33米;臺上層南邊階五筆橋至太和殿通深29米;太和殿臺明通深35米;太和殿北丹陛至中和殿丹陛間距31米;中和殿明通進深23米;中和殿迤北至保和殿臺明南邊共深33?8米;保和殿臺明通深25米;北面丹陛通深30米;丹陛北至乾清門臺明34?8米等等，無不嚴格遵循了“百尺為形”的尺度控制原則。
在遠觀視距構成上華門，西華門距離過大，為僅有特例外，其余所有廣場、街巷、或相鄰單位建筑間距，以及城臺、城墻各段落之長，最大的也只在350米左右，以“千尺為勢”而限定，是顯而易見的。
值得強調指出的是，正是由于紫禁城各單位建筑的平面尺度按百尺為形控制，近觀視距亦以百尺為形限定，遠觀視距則控制在千尺為勢的限界之內，其間行程又遵循以百尺之形劃分于千尺之勢的空間構成原則，因此，得以構成學者們曾以視覺分析理論而認知的一系列最佳觀賞視角及空間感，保證了近觀、遠觀以及移行其間在形與勢的時空轉換中獲得最佳視覺效果。也正是在尊重并發掘研究了這一傳統建筑意識的基礎上，吳良鏞先生等得以從容駕馭天安門廣場規劃中外部空間設計的尺度，視覺分析諸原則，最終取得成功，為學界共識。以此權衡風水形勢說的理論與實踐價值，無論對于古代，還是現代建筑創作，無疑都是不容低估的。
這些體驗與分析，無疑都是相當合理的。然而，若以指導或制約著中國古代建筑實際創作的風水形勢說來分析，則既能充分證實中國建筑確曾非常注重建筑組群總體布局遠觀效果表現，講究其氣勢和魄力，從而使人們對中國建筑這一性格的認識與把握，由主觀揣測而達于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理發認識;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也必將徹底否定中國建筑在這一藝術實踐及成就方面乏于理論思維的偏見。
紫禁城大規模建筑群的整體布局由此形成的藝術氛圍，具有震撼人心的氣勢魄力，極為壯麗恢宏，在遠觀時尤為顯赫。對這一創作意象體現了中國古代建筑鮮明特色，也曾為學者們注重和強調。如李允銖在《華夏意匠》中就曾著重指出：“中國建筑在遠觀時所呈現的十分完善的效果，并不是出于偶然，它們肯定是不知通過了多少人作實地勘察和深思熟慮才得出的結果。”他認為：“自古以來建筑設計頗講究氣勢和魄力，這種性格也只有在遠觀中才可以充分地表現出來。在每一個重大的建筑設計上，想信首先注意的就是它們在遠觀上的效果。”
